不能沒有陳文彬文◎ Gia Tang
今年金馬獎最耀眼的電影莫過於戴立忍執導的《不能沒有你》，囊括最佳劇情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原著劇本、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與年度臺灣傑出電影等五個獎項。除了是今年最紅的台灣電影之外，飾演男主角兼製片與編劇的陳文彬說，《不能沒有你》應該同時也是製作成本最低的一部。《不》片獎不停以後，鎂光燈也閃不停，本期《號外》訪問陳文彬，呈現比較少聽到的聲音。
絕望的父親李武雄抱著女兒妹仔在台北市中心準備要跳天橋，一句「社會不公平啦」點出《不》片要談的主題：一段人與國家機器的對話。劇本改編自六年前發生在台灣的真實新聞事件，單親爸爸為了幫已屆學齡的女兒報戶口，經歷一連串波折繁複的行政手續，在被法令與體制逼到邊緣的時刻，毅然決然地帶女兒攀上天橋……。
不能沒有你的劇本來自於陳文彬。「我被那則新聞感動，在感動之餘我看到階級問題，有相當大的社會意涵，所以覺得應該要把它呈現出來」，陳文彬說，「這些矛盾產生的尷尬跟無解情形往往不會發生在有錢人身上，而發生在no power的人身上。」
回溯陳文彬的生命歷程，便能理解他對這個故事的興趣。早年擔任地方記者、接著是國會助理，辭掉以後就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。陳文彬說，高中時他喜歡讀《人間》雜誌，這本堪稱一九八○年代末台灣報導文學最典型的代表雜誌，是影響他思想發展的重要元素。
「《人間》雜誌報導許多聽不到的聲音，對弱勢族群比較關心，而且不只講本土，也強調國際，帶給我很大的啟蒙，我當記者跟去念社發所都跟讀《人間》有關。」其實，對陳文彬來說，擔任記者、國會助理到進入電影圈，作導演拍紀錄片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。
「我比較會抱不平，我不認為我有什麼權力去關懷弱勢，我只是看不過去。」作過地方記者的陳文彬經常報導別人不寫或不敢寫的故事，在立法院擔任前立委助理時也一樣，處理許多個案；然而參加學運社運有十幾年經驗的他，認為在裡頭打滾能夠改變的其實很有限，於是在世新社發所成立之初，便讓自己接受學術的訓練，學習用科學方法分析社會狀態。
「社發所的十六字箴言『有學有術，實踐基層，回歸理論，再造社會』我還記得很清楚，這些話影響我至深。」在讀社發所期間，曾經因為修課緣故到台北市萬華區與遊民相處，瞭解這些「城市漫遊者」的人生哲學，對陳文彬創作《不》劇本也有影響。
「李武雄不是一個要被同情的角色，比較像是我那時候接觸到的萬華遊民。」在陳文彬眼中，遊民儘管外表不光鮮亮麗，可是他們有一套生活模式，很安靜，不打擾別人，不打擾這個社會。「李武雄不是那麼社會化的人，可是他其實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法與規則。」
片中李武雄的生活圈很單純，他帶著妹仔住在高雄港碼頭一個廢棄的倉庫，平常是個無照潛水伕，打零工度日，他有一個好朋友阿財哥經營五金店。陳文彬說，
李武雄的世界就是這樣子，不是要讓人同情，他很自在，後來是因為制度法令介入了他原本自在的生活，才不得不把他從這個很自在的網絡，拉到一個更社會化的網絡，才會發生這麼多事。「弱勢者有他們的一套生活模式與價值觀，他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同情，他們有他們的尊嚴，李武雄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，強勢與弱勢是相對的概念。」
城市漫遊者的凝視
陳文彬把李武雄一角刻畫為城市的漫遊者，這是思想家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的經典論述之一，重現在《不能沒有你》。「李武雄是這個城市的凝視者，凝視著社會制度，觀眾也是凝視者，透過李武雄的凝視看到這個社會的荒謬，與這個制度不合理的地方；唯有透過凝視，才能從內在有所自覺。」隨著年歲增長，陳文彬回頭再讀《人間》雜誌，發現其中的文字與攝影，都用一種安靜凝視的手法，很冷靜地告訴讀者正在發生的事。「我覺得這種冷靜凝視的距離跟態度，產生的能量比我年少激動更來得衝撞。」
城市漫遊者用他的生活態度去凝視這座城市，在這座城市裡忙忙碌碌朝九晚五的人是城市的元素，漫遊者把自己拉出來，當你覺得他是邊緣人時，他其實是一個哲學家，看著這座城市的成長、變化、衰敗。陳文彬解釋著，就像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）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的馬可波羅，是一個說故事的人，也是一個凝視者。
談起過去台北市政府進行對萬華區遊民比較不友善的改造計畫，陳文彬認為把凝視者趕出去是一座城市即將衰敗的象徵，「凝視者用身體凝視社會制度，提醒著都市人，如果沒有這條新聞，沒有現實生活中的阮先生，這件事不被人知道，可是它仍然存在。」對陳文彬而言，都市的凝視者非常重要，他們是都市進步的力量。
《不》片採用黑白攝影，也是一種凝視。陳文彬說，「彩色的東西壓力很大，黑白是一種態度，讓觀眾比較冷靜一點觀看這個故事，黑白佔整個觀看社會學的意義，是一種凝視的態度。」
技術是台灣電影進步關鍵：陳儒修
觀察近年來台灣電影的創作，不難發現題材不出青春、校園、愛情與同性戀等所謂「制服電影」。就選材而言，台灣電影研究者陳儒修說，《不能沒有你》算是個異數。
「《不能沒有你》跟當下台灣電影比較重視都會的青春喜劇不同，它呈現社會不公不義、比較現實的那一面。而選擇用黑白拍攝、非職業演員，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等等，我會覺得它延續了紀錄片的脈絡。」
去年在台灣最紅的電影是魏德聖的《海角七號》，今年則非國內外頻頻得獎的《不能沒有你》莫屬，讓人好奇兩者之間是否有類似的發展模式。不過，陳儒修認為，兩部電影不適合相提並論。
「在一九八○末到一九九○年代初期，紀錄片是社會控訴的管道，已經不是現在主流，而會有《不能沒有你》的出現，我想是因為戴導個人的堅持與關注，有意呈現社會真實面，不與台灣最近幾年電影美學發展相關，我也不認為會帶動其他導演或新手的仿效。」
對陳文彬而言，在創作形式上這片子有一個功能，告訴台灣的創作者創作的觸角跟題材其實很多元。
「最近五年到十年內台灣國片的創作題材一直拘束在制服電影，我覺得《不能沒有你》被看到，可以告訴未來創作者，或是想要投資電影的廠商，你們要投資的東西不一定只是這個樣子，台灣電影的觸角也可以是很廣的。」
如果要比較，陳文彬認為依循脈絡往回推，可以看到同樣改編自真實事件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（1991），導演是楊德昌。陳文彬認為《牯》片建構出當時的社會氛圍，正是《不》片想要傳達的訊息之一。
「片子背後是台灣社會的縮影，一個和善的社會，沒有壞人，每個人都非常和善但又不友善，每個人都很保護自己；當每個人都保護自己的時候，這個比較不會保護自己的人就受到傷害了。」
英國導演肯洛區（Ken Loach）的《折翼母親》(Ladybird Ladybird,1995) 則是陳儒修提出的比較對象，他說在看《不》片的同時，《折》片不斷浮現。該片劇情描述英國底層單親媽媽因為性生活複雜，沒有固定收入，生的孩子一個個被社福機構帶走，有的母親甚至連第一面都沒見著。
「《折翼母親》的呈現手法尖銳毫無掩飾，用這種方式控訴社會，讓觀眾感受很激烈，會很憤怒或心酸，台灣的悲慘故事其實很多，但是很難做到這樣，台灣導演人道主義關懷太重，社會批判力道不強，如果要讓觀眾感到震撼，要更加用力做這塊。」
任教於台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，陳儒修幾年前曾參與金馬獎任評審，沒有參與的時候，也以觀眾身份看遍影展。談到本次台灣電影在金馬獎的表現，他認為電影技術是讓台灣電影進步的動力。
「最近幾年開始有台灣電影得到技術獎項，這是非常重要的發展，技術是電影的基礎，台灣能出多一點李屏賓、杜篤之這樣的人才，技術不斷精進傳承，台灣電影就有救，攝影、燈光、音樂這幾個電影語言做得好就是好的。」
回到原點
陳文彬在《不》片扮演多重角色，幕前幕後都包，與戴立忍一起創作劇本、第一次擔任演員就擔綱男主角李武雄、並身兼製片的工作。他說，其實這種情況反映出台灣電影產業的現狀。
「我一直覺得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在這麼艱困的條件下完成，除了我是導演以外，飾演阿財哥的林志儒也是導演，在現場我們互相cover。」
三個導演合作一部電影是什麼情形？陳文彬的說法是，表演的時候，常跟飾演阿財歌的林志儒導演討論剪接點可能會在哪裡，有時候會想像如果是換成自己導這場戲，會希望演員是什麼狀態，這一點讓我們倆人我們在跟導演溝通時會比較順利一點。
當初在寫劇本時壓根沒想過自己會演，「----那時寫到這裡時，直覺這是一場對演員挑戰很大的戲----只是沒想到最後這個挑戰會落在自己身上----」陳文彬指的是一場令他擔心許久的戲，電影後段社會局的人告知李武雄，妹仔兩年來都不太開口說話，導致他在大家面前留下男兒淚。
「要哭不難，可是他是在一種長期壓抑下的，不能是嚎啕大哭；我決定要擔綱演男主角時，唯一顧慮的是不太有信心把它演好，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。」一直害怕這段要怎麼演的陳文彬，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做功課，但是戴導針對表演的部分，給他下了重藥。
戴立忍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為了要讓陳文彬演出他要的李武雄，他不斷否定他的表現，因為戴立忍深知演員在攝影機前被訓斥的心理，現場壓力大到讓人無法思考，於是開始喪失自我而呈現最基本的反應。同時戴導也承認，這是比較殘酷的訓練方式。
除了哭戲，海底攝影也是原本劇組一致認為很難拍的段落。拍攝之前討論該怎麼拍的種種辦法，有許多技術問題，因為經費不充裕而窒礙難行。期間大家想過去找一艘要進港的商船先停在外海給拍一兩天，但是花費不貲，不是小成本電影可以負擔。陳文彬說，計畫趕不上變化，後來找到一艘準備要離開港的遠洋漁船，拍攝當天，戴導就帶著蛙鏡跳下去，起來畫好分鏡圖，然後他跟攝影也就帶蛙鏡跳下去拍，「當天天氣好，一切順利。」
另外，以製片的觀點來看，跳天橋的那場戲是最具挑戰性的。「跳天橋是場面最大、現場調度最困難，我們安排了六台攝影機，拍攝當天還下了雨，增加調度的危險性。」
根據先前的新聞報導，拍攝跳天橋畫面的時候，雖然做了重重的安全措施，準備了警車、消防車、救護車、SNG車；請來了警察、記者、圍觀民眾等一百多名多位臨時演員，工作人員做了很多標語說明現場在拍攝電影，提醒駕駛人小心行車，但是，由於場面實在太逼真，民眾還是紛紛打電話報案，連真的救護車都來了。最後真假警察、救護車、圍觀民眾混雜在一起，劇組就這樣把戲拍完了。
由於擔綱男主角躍上大銀幕讓更多台灣民眾認識，陳文彬仍一本初衷，不會因此改變對自己的定位，「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是一個演藝人員，我是一個電影工作者，是一名勞工，我可以是一個好的工具，透過李武雄的角色讓大家對台灣社會有興趣，進入社會現狀、社會制度形成的議題。」
一個好的表演工作者，在任何時刻都要體驗不同的生活，不是在表演當下、不是接到角色後才去揣摩，當你一直在享受生活，生命就像是一個資料庫，一個很大的倉庫，我就像一個撿破爛的，或是做資源回收，堆了各式各樣的東西，不知道何時用到，但是有一天需要我知道去哪裡找，陳文彬如是說。
得獎之後，陳文彬還是一樣過日子，工作室蝸居在巷弄的老舊小公寓中他笑說，「我不會把十幾坪的辦公室搬到信義區大樓去，接下來我要讓自己回到所有創作的最原始出發點，我相信唯有把一切歸零，唯有如此才能去找新的、令我感動的題材。」
